7月4日，超级社区发起了“随手拍?我和邻居”活动，号召全国专员、社长积极向社区居民推广，参与邻里自拍，随手拍下温情瞬间，拍出有趣、好玩的摄影作品，展现新型邻里关系。经过几天的精挑细选，我们选取了5个社区的作品作为第一期活动成果，展示给大家。这五个社区的社长将获得于建嵘教授的亲笔签名书，近期寄送。

小学员们有秩序的踊跃发言，主任说今天竟然一点都不闹，孩子们真给我长脸，也说明爱听了！

积极抢答

拍得这么好！我一定要学会！

辛苦我们陆老师拉！

我们合个影吧！好的开始，就是前行的源动力！

烟台?邻里友爱

我和邻居-瞬间让人萌化的小萝莉

战斗中的小男子汉们，玩得不亦乐乎呀…

宝贝儿忍不住伸出小手感触水的快乐～

小帅哥也当一回膀爷

矜持的小公主

可爱的小脚丫

奔跑的无忧童年

我从小搬过无数次家。因为，我父亲早年是作为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参加革命”，离开家乡永州到外地工作的。那时的革命者一般住公家的，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随着父亲走，父亲在那里工作，我们的家就在那里。后来，文化大革命了，父亲成为了土匪头子，我们家也被从公家的房子扫地出门，并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人”。我母亲带着我们四处流浪，三两个月换一个地方，更是常事。文革结束后，我们家虽然重新成为了有户口的城里人，但由于父亲已经被他的同志们整死了，家里靠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没有钱，买不起房子，只有租房而居，还是经常搬家。记得年，我考上了大学，假期从学校回家时，因找不到家而在街头叹息。原因是母亲为了节省租金，从原来租住的小阁楼，搬到非常偏僻的一间没有阳光的小黑屋，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也许正是童年居无定所的记忆，在我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渴望。因此，本世纪初，当我来到北京从事博士后研究时，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分了我一套公寓租住，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在北京的远郊农村买了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子，落户通州宋庄小堡村。这一呆，就近二十年。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了。

我隔壁的农家小院居住的是一位老太太。我刚搬来时，老太太并不理睬我。我对她打招呼，她只是用一种警惕的眼神作为回答。我想，这些生活在首都的人，那怕离中南海很远的农村老太太，政治觉悟都如此高，对我这种外来者保持足够的防范。如果这个村的人都这样讲政治，生活在这里应该是很累的。当然，我很快就发现，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买的农家小院已经很破旧了，村委会批准我重新修建。我的院子与老太太共一围墙。这围墙是卖给我房子的艺术家建的。按理说，我重修房子应该拆掉围墙，这样可以多利用近十多平米的土地。可我想，如果我拆了围墙，隔壁家起码有一到两个月处于不安全状况，不如干脆将这围墙送给老太太算了，在旧围墙外来规划我的房子。这在我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却极大地震憾了老太太。她开始主动同我说话了，而且在我建房期间，给我送茶送水，帮我看场子，帮我协调各种关系。

交往多了，也就大体上了解老太太的一些情况。老太太姓高，娘家和夫家都是小堡村的土居。他们夫妻共养育了三个儿子。老大，同我年龄相仿，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早些年将户口迁进了北京城；老二，当兵到了大连，后来转业留在了那里，娶妻生子，难得回家；老三，硬汉形象，帅得象演员，跟着他大哥一起办企业，也离开了本村。早些年大爹逝世后，小堡村就留下了大妈一个人。虽然儿子们都希望大妈去住楼房。但大妈坚持守着小院，谁家都不去。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窝，住了一辈子，自由自在。

话虽这样说，但我知道大妈是孤独的。这从她经常问我哪天是星期天可以感觉得出来。因为，只有星期天，她在外忙碌的儿子们才能回来。这一天是大妈的节日。她会忙里忙外，招待儿孙们吃喝，然后站在门口对着渐渐远行的奔驰宝马挥着手，又开始计算儿孙们回家的日子。

儿孙们不回家时，大妈基本上在我家忙碌。不是帮我扫地倒垃圾，就是帮我洗碗洗衣，也不知她哪有那么多干不完的活。一般的情况，她干她的，我该看书就看书，想画画就画画，有客人来时就会客。偶尔，大妈也会埋怨，“总在布上画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嘛，好好的一块布又搞得黑不溜秋的”；或者等客人走后，她会对客人评价几句。记得有一次学者秋风来访，高兴地唱了几句京剧。他走后，大妈坚持认为“那个白头发是个演员，我在电视里见过他，唱得真好”。每当此时，我一般都会肯定大妈的判断，会迎合说：对啊，大妈的记忆真好。她就会高兴很久。

大妈心地善良，见不得人受苦。而我有些年在研究信访制度，接触的都是受苦受难的人。经常有人千里万里从全国各地来宋庄找我送材料诉冤情。大妈就经常陪着那些人掉眼泪。哭完后，还教训我，这个事，你得帮帮人家，太可怜了。我只能应付她说：“大妈，您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实际上，大妈不知道，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我也没有多少办法可以帮助这么多人。

我与大妈发生最大的一次冲突也是由于上访者的事。那是一位从广东来上访的企业家，我曾多次接待过他。他问题解决后，特意从广东来北京感谢我。可我有课没有在家。他就在门口等。这让大妈看见了。她照例开门请企业家喝茶，并在企业家走时，收下了两盒广州糕点。我回来后，很生气，责怪她不应收人家的东西。她说：人家要留下，就是几盒糕点，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说：如何又不是大事？假如有人在里面放几万元钱，您一收不就将我送进牢房里了？！我这一说，大妈真的吓着了，连忙将糕点盒打开检查了半天，如释重负地说：太好了，没有钱，就是几盒不值钱的糕点。我还坚持说：几盒不值钱的糕点都收，不显得我们太不值钱了。大妈听后笑了：你的意思是，这值钱的不能收，不值钱的又不值得收，反正就是两个字，不收！从此以后，上访的朋友谁也不可能再在我家留下什么礼物。如果硬要留，她会直接放到门外的马路边，然后关门。当然，过几分钟，她又会开门去看看，那些放在马路上的礼物是否还在。

大妈怕狗。这也是大妈与我原房主不大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原房主家养了一条大狼狗，很凶。我搬来住时，从湖南老家带回来一条土狗，我叫他威威。这是一条很通灵性很温顺的狗。我每次离开家去上班，他会送到村头。我下班回来，只要在村头一按汽车喇叭，他一定会象一匹野马一样飞奔过来。他很威武，但从不咬人。不知什么时候，大妈竟然喜欢上了威威。我不在家时，威威就由大妈喂养。威威也经常跟着大妈走街串巷。只是，在年一个重要会议期间，跟了我十多年的威威失踪了。我非常难过。大妈也很难过。我就画了一条威威送给她。大妈不要，说好好的一条狗没有了，你在布上画得再象也没有用。美术馆的兔子告诉她，这狗是可以卖钱的。她不信，说，你们谁爱要谁拿走，给我两斤鸡蛋就行。兔子就放到网上去，一分钟不到就卖掉了。当兔子给了大妈一万元时，她都惊呆了。“唉呀，于老师胡乱画几笔，还真的可以卖钱，而且卖这么多钱啊？！唉呀，那以后我可不敢乱开门了，掉了画我可赔不起”。还真是的，这之后，大妈有一个时期，还真的很少来串门。

当然，几年过去了，大妈又有事没事在我家呆着，继续扫地、洗碗、洗衣，教训我及客人白天开灯浪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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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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