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战后，苏方评价在总攻前与中国方面合作进行对日战略侦察，是苏联远东红军的一个正确选择。无论对于武装侦察还是对于越境活动，以东北抗联部队为主的中国游击队都是最佳人选。从年建立乌苏里斯克和维亚茨克两个中国抵抗军秘密营地开始，退入苏联境内的中国游击队便不断发动对于伪满边境地区的渗透和侦察作战。他们执行这一任务，既是与盟军的合作，更是为了祖国的解放。

关于当时的中苏合作，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理解的呢？曾在抗联独立旅中获得伞兵上士军衔的王立臣，曾作为盟军先导参加了空降牡丹江的战斗。晚年他曾因为政治运动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因为“苏联特务”嫌疑入狱多年，但每当有人问到他当年的征战，这位“老运动员”却从不曾有过一丝含糊，他总是清楚地告诉询问者，如果说他是苏联特务，那他就是为了中国去当的苏联特务，是为了打鬼子才帮助苏军收集情报的。无论境况怎样不利，这位顽强的老人从未改口。

如果这样的描述还不够具体，另一名地下工作者张惠民的话可能要更加清晰。张惠民因“为苏联收集情报”被日伪军警逮捕，审问他的是日本特务土屋芳雄。土屋回忆，由于张惠民十分坚强，日方无法获得口供，故此使用了最为残忍的酷刑。土屋称“用刑到了极致”。酷刑之下，张惠民终于开口了。在土屋芳雄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说的这段话，或许可以作为王立臣的补充。根据土屋记载的日文内容翻译，这位可敬的中国人说的是：“我的祖国遭到日本的残暴侵略，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赶走侵略者，所以我们选择了和苏联合作，这就是我提供情报的原因。尽管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抵抗一定会胜利！”

退入苏联的中国游击队，在入境作战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年前是综合性任务和侦察任务并重，年后是侦察任务为主，其他任务为辅，可见其对于对日战略侦察任务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游击队得到苏方的支持，装备、训练不断提高。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后，苏方以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名义为这支部队建立了通畅的后勤补给体系，部队所需物资补给、生活必需品和服装因此有了保障。在维亚茨克的旅部所在地，先后建成了3座大型营房，医院、车库、图书室、仓库等设施。一批以远东华侨志愿兵为主的人员补充进了部队，也有一批苏联军官以副职兼教官的身份开始为这支部队提供更加正规化、科学化的作战训练。赵尚志曾为东北抗日联军设计军衔体系，此时也在部队中得到真正实现，甚至苏方还为中国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按照苏方同样军衔标准提供薪金等待遇，这在中国的红色军队中堪称前卫，要知道这时候在延安，连朱德总司令也是供给制呢。

不过，这种福利多半只是象征性的，因为部队的秘密性质，中国游击队员很少和当地人接触，所以陶雨峰他们领了薪金也没有地方花。高级指挥员稍好一点，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时会往返于伯力和维亚茨克之间，可西线激战正酣局势严峻，苏联也处在严重的物资匮乏之中，伯力的商店里基本可以跑老鼠，估计忙得脚不沾地的周保中们也不会有多少逛街的欲望。结果苏联方面发的薪金大部分被他们攒起来，在战后交党费了。

特种部队的雏形

他们大多数的时间还是放在训练和作战上，百战余生的老战士配上苏方提供的当时最精良武器，中国游击队的作战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周保中非常重视“小部队”的运用，强调部队规模“越小越好”，以便作战中减少损失，更加灵活。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21世纪流行的特种作战雏形。抗联的渗透作战打得有声有色，经常把日军闹得鸡犬不宁，在当地造成较大影响。年7月，受到抗联作战宣传影响，驻防在饶河县东安镇的伪靖安军二团二营一部在张为国、周岩峰、祁连生等带领下发动武装起义，击杀试图反抗的伪军帮凶符中尉等，在单立志等率部接应下渡江加入抗联教导旅。

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使日军意识到抗联还有相当强的活力，对东北这块日军的战略腹地有着重大威胁。在基本控制了中苏边境地区之后，日军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目的之一便是阻止撤入苏联境内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残部返回国内。除了严密部署日军和伪满军的边境守备队以外，日本关东军和抗联教导旅两名优秀侦察员陶雨峰与刘铁石合影伪满当局还采用多种不同手段，在边境地区和抵抗力量活跃区域构成多层次、立体型的反渗透体系。例如，增强伪满奇特的“海军”部队江上军来封锁东北抗日联军的越境行动，在边境地区加设瞭望塔、严格保甲制度。日伪方面特别派遣了大批武装便衣特务，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村庄和山区活动，随时侦缉抗日活动。这些特务普遍受过严格训练，装备精良且狡诈奸险，赵尚志便是因被日军部署的特务打入内部而惨遭不幸。

这些特务是怎么活动的呢？曾经为宾县日本特务机关特搜班（别名“八十号”）当过杂役的孟宪武回忆：“平时特搜班的人经常活动在城乡各个角落，为遮人耳目，都穿便衣。冬天是黑棉裤棉袄、狗皮帽子，夏天是白上衣、黑裤子。到铲地时拿锄头，到割地时拿镰刀，装扮成农民的样子。但是手枪、手铐子却隐藏在身上，发现谁可疑，就把谁扣上手铐子，带到警察署，被抓的人有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

日伪方面对伪满境内居民进行详细登记造册，特务机关利用其专门设立“要视察人”和“嫌疑人”两类名单，重点监视。“要视察人”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嫌疑者，也包括曾在民国政府中任职过的人员以及有名望的士绅。而“嫌疑人”则是因各种理由被怀疑的对象，平时活动受到监视，逢年过节对其中的重点人进行囚禁。耐人寻味的是，在“要视察人”里面，还包括大多数在伪满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官员，可见日本人对这些走狗丝毫也不敢信任。而一有风吹草动，特务便会从“要视察人”和“嫌疑人”中有比例地抓人讯问。被捕的人员会受到残酷的刑讯，无论是上大挂还是过电，都让人难以承受，经常有所谓嫌疑人死于酷刑。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特务当时侦破的抗日案件中，不但有抗联和八路军等共产党系统的，也有国民党系统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宾县“八十号”特务机关所逮捕的中国抵抗者中，有地下党员黄静亚、从日军集中营越狱的八路军军官吴玉才，也有国民党宾县地下支部的“信致成案”涉案人员。相对来说，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在地下组织方面能力较弱，因此直到年前后，在东北的抗敌历史中依然可以看到国民党方面组织遭到破坏的记录，不免让人唏嘘不已。从总体来看，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系统地下工作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民族节操，在被捕后至死不出卖战友和组织，与关内平津沪等地军统潜伏人员叛徒迭出形成鲜明对比。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在东北这块战前国民政府控制力相当薄弱的地区，仍有相当的国民党系统地下组织在活动。虽然抗战后期，东北国民党系统的地下工作较为消极，缺乏军事抗争的决心，但在收集情报、唤起东北同胞的爱国精神等方面，仍有相当价值。他们和共产党系统工作人员的共同牺牲，证明着中国人在日军占领东三省最黑暗的时代进行的顽强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