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河农场

峥嵘岁月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系列

饶河农场历史沿革

年3月，将原八五九农场的畜牧场、二分场及八五九农场西通分场和富饶农场与人民公社插花地带的3个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队合并而建立，组建国营饶河农场。

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随王震部队第2军第三师二十二团番号编为第三师第二十二团，简称二十二团。

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农场体制，场部所在地欣城，因西靠矢山，故更名为万山红农场。

年，恢复饶河农场名称。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系列

○

我们的老大哥

——悼念挚友许春青

李向东

10月16日早晨，八点多钟，宝宝打来“李叔啊，我爸没了！”

“你爸怎么了？”

“我爸没了！”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忽然明白过来：“什么时候？什么病？是做手术了吗？”

“不是，是心衰！”

泪水一下子弥漫了我的眼睛。我即刻买好次日去往哈尔滨的火车票。无论如何，要最后再看他一眼。

今年盛夏，7月间，我陪清华大学一位好友，去北大荒转了一圈，回到哈尔滨挂电话，他家里老是没人接。我暗想：医院了！打通宝宝的手机，果然不差。

次日一早，我乘坐68路公交车去看他。

省医院住院处是一幢陈旧的老楼房，他那个病房的结构很怪，进门是一个小间，住着一个病人，里面又有两扇门，通往两个小套间，胖子住其中一间。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很亮，但走进胖子的病房却感觉光线暗淡，他那间病房朝阴。

一进门，大嫂就告诉我：糖尿病足，要截肢，外科大夫一检查，说有严重冠心病，不敢做，怕死在手术台上，这又转到心内科来。

听到截肢两个字，我心里腾起一股悲哀，不由想起老毕（毕坚由），他就是糖尿病足，截去一条腿，在床上躺了好几年，凄惨地死去。我不无凄凉地说：老胖子啊，你咋整的，你这身体咋这样了呢？他说，那有啥办法！

老胖子躺在床上，让我看他的脚，我匆匆扫了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恍惚间，看到他右脚趾上裸露的鲜红伤口，和床单上的斑斑血迹。我感到一种恐惧，说：太惨了，我不敢看！

他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我：你啥时候走？

明天。我要赶回去参加一个旅游团，去西藏。

他有些惊讶：去西藏？你身体行啊？

反正比你强。

大嫂说：”老胖子老说，赵志川、李向东，过去身体都不如我，现在他们倒都好了。“

两三年前，青藏铁路刚通车，老胖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哎，现在能坐火车上西藏了，咱们去一趟啊？我惊恐地说：你胆子真不小，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还敢上西藏？我可不敢去！

现在我要上西藏了，他却不再提了。

老胖子的心够野的，胆子也够大的。前年五一节黄金周，他应唐伟之邀，一家三口去了趟湖南，走了张家界、凤凰、长沙。行前他来电话，约我同行，我说，我可不敢去，黄金周，旅游点风景区，人都跟粥锅似的，你走道不利索，还敢出远门？我劝你量力而行！

他去了。有天中午我给宝宝的手机打电话，问她：你爸咋样啊？他接过手机说，还行，出了点小毛病，没啥大问题。

还有一年的春天，他们一家又去了无锡、上海，在上海受到炳华、立明、柏生等战友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我和胖子一直有个心愿，期盼着哪年夏天能一起出去旅游，那一定会是一次欢乐的出游。去年9月我到哈尔滨，说明年夏天想去海拉尔满洲里，他立刻来了兴致：唉，伙计，到时候咱一起去呀！今年夏天见了面，他不提这个话题了。他知道自己走不动了。

回到北京，我一直惦着他那条腿，打过几次电话，他说出院了，回家了，争取保守疗法，后来又说，伤口有慢慢愈合的趋势。我以为他可以躲过那一刀，暗自为他庆幸。国庆节前，在北京街头，意外巧遇张景龙夫妇，我们都喜出望外，我说，请你们吃饭！找了一家好一点的馆子。席间我问起胖子情况，景龙说来北京前，与唐伟、杨永平去看过他，不但还得截肢，而且截的部位比上次还要高！

正为他的手术担着忧，谁成想，就传来了心衰去世的消息呢！

和谐号动车，干净而舒适，偌大车厢里只有十几个乘客，我找了个靠窗的安静位置坐下。车窗外的景物风驰电掣般驶过，我内心里回想起四十年来与胖子交往的一幕幕往事……

初见胖子，是年春节前后，乌苏里江畔，寒冬时节。

我们十一连，地处从饶河到新团部的要道上，那些年，饶河冬天的风雪很大，常常把道路掩埋，团部到饶河之间也没有班车，交通很不方便。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饶河方向远远走过来一个人，面色红润，大步流星，渐渐走近，呼出的哈气在皮帽子上挂了厚厚的白霜，健壮的体型像一头熊！四十年前许春青的模样，至今还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在我们连吃了饭，又雄赳赳地大步流星赶往团部去了，此时天色已黑，而那段路大约还有二三十里，路两边全都是黑黝黝的树林子。

我可知道走夜路的滋味。那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也是冬夜，我去十连传达兵团积代会回来，从十二连路口下了车，一个人往回走，老觉得后边有人跟着我，心里一阵阵发毛，不时地回头张望。回到十一连，一身大汗。

一年后，我也到了团部，先是在后勤处，后来到干部股，再后来到了宣传股，跟保卫股同属政治处，我跟胖子都在一个大部门工作，也算同事了。

但是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说话，见面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他总是面色严肃，跟王旭林几乎形影不离。王旭林比他和善多了，有时有个笑脸，打个招呼，但胖子的脸总是绷着。我有点怵他，但也不愿意巴结他。

他年岁大，来机关早，从事的又是专政部门工作，整天和阶级敌人打交道，带有保密性质。他们那个部门先是制造一起冤假错案，然后再去绞尽脑汁妥善摆平冤假错案，所以办公室总是关着门，嘀嘀咕咕地悄声研究事情，显得很神秘。我们宣传股就完全不一样了，常常嘻嘻哈哈，大声说笑，有时惹得隔壁李主任不高兴，就打开门朝我们屋子里望一眼，什么话也不说，但那意思都明明白白挂在脸上：这是办公室，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过杠了！我们就彼此会心一笑，敛声静气。

我想，许春青大概也看不惯我们嘻嘻哈哈不大正经的样子。他们才是干正经事的！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的关系才有了转机。

年春夏，北京重新出版了四大古典名著，在八一制片厂的同学齐晓明，给我寄来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在团部机关是头一份。老胖子来向我借书看。我心想，你也有求我的时候呀。

后来，我们有时聊聊书，有时聊聊古诗词，来往就多了起来。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当时正在修一条由团部经过关门嘴子通往饶河的公路，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走，聊着聊着，就聊到政治处的事情，我说了许多对于李主任的意见。后来许春青说，他就是从那一次起，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在那之前，他认为我在李主任眼睛里比较“红”。

很久以后，李炳华在我面前表示了对于李主任的非议，也是从那时起，我改变了对炳华的看法，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他是李主任眼里头号大红人。

渐渐地，我对胖子不仅有了好感，而且产生一种很强的信任感，把他看作老大哥。

我在火车上认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都把胖子看作老大哥？

我想出四条理由，第一，他真诚可靠，让人信赖。第二，他嘴严，能替人保守秘密。第三，他能给人出主意，想办法。第四，他慷慨大方，乐于助人。

年春节过后，我回哈尔滨治疗肺结核。

医院在王岗，只有一趟公交车，车少，间隔时间又长，很不好坐。政法干校门前有一站，一天早晨我去等车，忽然发现附近有个摊子在卖元宵。那年头元宵是稀罕物，我从下乡之后就没见过，所以喜出望外，买了一纸袋。一会儿，汽车来了，我穿着皮大衣，手里还抱着元宵，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车。汽车上人挨着人，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忽然我听到车下有孩子在喊：“谁的元宵，谁的元宵？三分钱一个呢，真有钱！”这时我才发现，包元宵的纸袋子已经破了。但我已经顾不得元宵了，只是庆幸终于挤上了汽车。

我把这段经历写给胖子，他回信说，“看到你信中谈到撒元宵的情况，不禁使我哑然失笑，你那狼狈相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下午组织生活休息时，我把你这段撒元宵读给大家听了，当然是哄堂大笑。”

年秋天，胖子回家探亲，来医院看我。

我们两人一起上街，去道里。在公交车上，售票员查票，我冲她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月票！”胖子买了一张票。下了车，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你还买月票了？”

“没有，我没票。”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撒谎呀！”

我若无其事：“我跟住院的病友出去，他们谁也不买票，都说有月票，就我一个人买票。一问，他们都没票，还笑话我。后来我也不买了。”

“售票员不查你们呀？”

“不查，从来没查过。”

胖子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行呀！练出来了！真要刮目相看了！”

我们进了哈一百，胖子说：刚才从你旁边过去那个人是咱们团的。

我转着脖子四下看，找不见一个熟人。胖子说，就你那眼神，早过去了！

我说，你行啊！练出来了！

他得意地说：咱们是干什么的！

马路对面是新华书店。他买了一本郭沫若手书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大十六开，文物出版社出版，黄色的封面上，画着几朵淡淡的梅花。他说，这书好！

我也买了一本，至今还还珍藏着，几次搬家清理图书都没有扔掉。

那期间，王增如也回北京探亲。我有了与她处对象的想法，和胖子说了，胖子很赞同，说，你约她上哈尔滨来一趟呀！

恰好，老父亲托外贸部的一位老乡，给我买了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新药，利福平，意大利出产的。如今已经是常用药品，但那时国内还没生产，医院也没用过，红色的胶囊，一粒一块一毛七分，每天空腹吃四粒，真够贵的。我就给王增如写信，委托她路过哈尔滨时停一下，给我把药捎来。

她是热心人，自然不会推辞，就来了。此前，胖子还写信托王增如给他妹妹许秀英买条裤子，信里说：“我有个妹妹，唯一的宝贝妹妹，我下乡几年来，家里大部分事情全靠她一人，甚至连我的穿用都是她给我办的，我深感有这样一个妹妹而自豪。她说要买条较好的裤子，但托人一直没买到，看来这是应该我办了。”王增如买了一条墨绿色的确良裤子，漂亮的许秀英十分满意。

我们在许春青家里见了两次面。但见面时彼此都有些误会，以为对方无诚意，算了！后来，又经胖子和吴燕平从中调解解释，终结百年之好。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为了保守秘密，我写给她的信件，都是寄许春青转。开始是夹在胖子信中，后来渐渐感觉不方便，毕竟是情书，就约定：信封上写“许春青收”的，是给胖子的，写“许春青转收”的，是给王增如的。再后来，只要是我的信，老胖子看也不看，一律交由王增如拆封，如是给他的，再由王增如转给他。团部邮局高旭东等几个小嘎子，都是胖子的铁杆，有时胖子外出，他们就把胖子的信件收好，等他回来直接交给他，王增如着急看信，去要，他们也不给。

由于有胖子这个可靠的秘密交通员，他的嘴又极严，所以我和王增如的事情密不透风，团里谁都不知道。后来，大白天下之后，张景龙政委十分不满意地说：”行啊，向东，你们两个的事连我都不告诉，还瞒着我！“

年8月末，我们旅行结婚，在哈尔滨我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饭，算是家人的婚宴。一张小小的圆桌，姐姐姐夫炒了几个菜，除了家里人，只请了赵景惠叔叔和胖子两个人。这顿饭，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

在哈尔滨养病期间，我常上胖子家去，民安南头道街89号，这个地址我至今清楚记得，我从水利设计院，溜溜达达走二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种着菜，养着鸡，菜也长得好，鸡也养得好。操持家务的，是胖子的母亲，她是个干事麻利待人热心的老太太，对我很好，总留我吃饭，我在那个小院子里总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情。老太太常常叹着气说：“俺们春青，都二十八了！还没个对象呢，可怎么整？”她把俺，读作“nan”，上声。我说，他二十七周岁。她说，虚岁可不二十八了呗！

他们兄弟姊妹四个，许春青长的最像她母亲，脾气秉性也最像她母亲。

年春天，胖子考入哈尔滨师范学校，终于回城了。那时我已经在佳木斯广播电台工作了两年，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里。

我一直觉得，胖子天生是当干部的料，他具备一个合格领导干部的一切素质。

毕业后，他分到了市教育局办公室，好像还是个科长之类（后来似乎爬到副主任的位置），总之负点责任。我为了买火车票，曾经去过一次他们单位。我感觉，在市教育局那一段，充分显示出胖子的才能。办公室的工作，事无巨细，头绪繁多，但他游刃有余，不慌不忙，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同事关系也很好，上上下下都比较协调。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许春青，我想到的是“风华正茂”。

胖子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我为他高兴。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去一个下属单位。不知道是为了提拔他呢，还是被排挤了呢？我没有问过他。但是我想，胖子既无背景又无靠山，又不善阿谀之术，教育局办公室那样的肥差，不能长久立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胖子人品好，善于管理，责任心强，又很会与人打交道，挪动了几个地方，都干得很出色。在悼念仪式上，原哈尔滨师范学校老校长的悼词中，给予他公正的评价。

但是他病了。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源于他的胖。

年还是年，夏天，他来北京出差，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夜里，他的呼噜打得山响。我睡不着，就研究他的呼噜。他吸入一口气，有个停顿，再呼出来，有时一吸一呼之间停顿的时间很长，半天没有动静，我很害怕他憋死，就用手推醒他。他说，没事，老这样。

年代末，一年冬天，大嫂陪他来北京看病，医院那一带的一个旅馆里。一天下了班，我和王增如去看他们，找了一家饭馆吃饭，大嫂半开玩笑地说，哎呀，你们来了，我才能吃顿正经饭，这老胖子可节省了，净对付我！王增如说，大嫂，今天我请客，你想吃啥咱们就点啥！吃完了，王增如又说，这个饭馆不好，咱们再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好好吃一顿！过了两天，我们做东，在和平门烤鸭店，约了几个战友聚餐，有翟平吴燕平，有王志群罗海鸥，有蒋继先葛保国两口子，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一个姓谢的青年。郭玉锁也来了，从打年到北京，我头一次见到她，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她，几年后老郑来北京，打电话约她，她也没来。那顿饭吃得好，气氛也好，大家都很开心，是一次欢快的聚会。我记忆中，那是老胖子最后一次来北京。或者更准确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北京接待他。

年春末夏初，我去哈尔滨，给老父亲过八十大寿。在道里一家饭店摆了两桌。胖子和大嫂都来了，还坐在主桌上。我父亲也认识他，对他印象很好。

大约是在年夏天，老胖子来电话，说要“回饶河农场看看，咱一起去呀？”我自然高兴。那一行，有阎永杰、王云凤、王千、小韩等，火车上，大家说说笑笑很热闹。王千带的食品最多，她的话也最多，我和胖子、大嫂，就嗑着她的瓜子，吃着她的糖果，听她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翻腾那些芝麻和谷子。王千真是个十分可爱的好人，回到哈尔滨，又在一家档次较高的饭店里宴请大家，我们认识了她家里那位脾气性格好到极致的项先生。那个晚上，说话最多的是黄瑞升，他不停地说，不停地喝，抢了王千的风头。

饶河农场招待所，是一栋刚刚完工的新楼房，设施不完善，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夜里也没有电灯。男生住一起，女生住一起，大嫂嘱咐我说，你关照胖子点，他夜里要上厕所。

夜里，我听见胖子起来了，就问，上厕所啊？他说，嗯！我又问：我陪你去呀？他说，黑灯瞎火的，拉倒吧，我就在屋里解决算了。他找出个脸盆，哗哗地就解决了，然后上床，一会就响起鼾声。

我睡不着了，总觉得屋里有股子臊味，又懒得起来，思想斗争了半天，还是不行，终于下地，端起脸盆，拿到卫生间里倒掉了。

我们去饶河县城看望老郑和胡会计，住他们家里，也是男生（老郑、胖子和我）一个屋，女生（胡会计、大嫂和郑晓春）一个屋。老郑让我和胖子睡床上，他睡地铺，我说，我可不挨着老胖子，他打呼噜！最后，我和老郑都睡地铺，老胖子一个人睡一张大床。还好，那天他的呼噜不是很响。

有一年，王增如去哈尔滨办事，委托胖子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旅社给订个房间。那里是丁玲在年和年曾经两次入住，并且在《风雪人间》中写到过的地方，王增如很想看看，并感受一下。

她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老胖子一家三口去接站，直接送去马迭尔，并在著名的华梅西餐厅为她接风。回来后王增如十分得意地告诉我，我妒忌地说，我去过那么多次，老胖子一次也没接过我。

今年9月30号，国庆的前一天，王增如在单位值班，给胖子打了个长途电话。胖子第一句话就是：真难得呀！

王增如平时较忙，很少和他联系。

王增如说，你不抽烟不喝酒，怎么得这么个病。他说，就是在兵团时太能吃了。

那次通话时间较长，王增如感觉，胖子的心态很平和，但说话不太利索。回来跟我说了，我说，那是脑血栓的后遗症。

他对自己的病，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我从来没听他悲观过，抱怨过，甚至连个悲观和抱怨的表情也不曾见过。以他的精明，对于自己的病情，内心肯定一清二楚，但他泰然对之，不愿因此影响了家人和战友的心情。在对待疾病，对待生死的态度上，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在和谐号火车上，我接到靳立明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问我带的钱够不够，要我代他和邱柏生对胖子的家属“表示表示”。我问拿多少，他说小邱要拿一千，他也想拿那个数。我说，柏生还在岗位上，你退休了，就少拿点，减半吧！他说你看着办吧。接着是于夜广的电话，问我几时到站，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和阎永杰约好了，到师大安顿好之后，咱们一起去胖子家看看。

入住师大“贵宾楼”，我把我们的、立明的、柏生的、我姐姐的钱，给宝宝的钱和给大嫂的钱，分别装在信封里，就与夜子、永杰碰头，一起去了胖子家。

胖子家里设了简易的灵堂，我本来想，应该在胖子的遗像前鞠个躬，但是屋子里有外人在，我和胖子对视了一下，终于没有弯下腰去。我想，胖子和大嫂都会原谅我的，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不懂礼数。看到大嫂和宝宝都还平静，我略觉心安。大嫂向我讲述了胖子住院直至去世的详细经过。疾病严重侵害了他的多个内脏器官，现代医学救不了他了。我想，好在他死亡的过程不算长，他自己少遭罪，也让家人少遭罪。他向来都是替别人着想的。

从胖子家出来，我们三个找了家饭馆，一起忆起胖子的种种。夜子和永杰说起，10月6号，宝宝结婚的前两天，他们俩一起去看胖子，那天胖子情绪很好，话也很多，一直聊了很久，聊到许多事许多人，他的胃口也很好，还吃了他喜欢的肥肉。我说，那大概是胖子最后一次倾心交谈了，你们俩真有福气。夜子说，哈尔滨这些知青，胖子是个头，大事小情，总要找他商量。永杰说，一九九几年来了一拨上海知青，回饶河，到了哈尔滨，咱们得招待呀，安排住旅馆，不能让人家花钱啊，胖子一下就拿出一千块给垫上了，那时候一千块可不是个小数。这些年，只要有知青来，不管是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回饶河都得从哈尔滨路过，第一顿饭要是没人请客，都是胖子安排，他可大方了！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那天很冷，我穿上永杰给拿来的呢子外套和厚袜子，还冻得打哆嗦。22团的战友们又聚在一起了。来的人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多，许多人都没有通知到，后来姚桂荣就埋怨说，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是老胖子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召集我们了。而他自己，却穿戴整齐，两眼紧闭，安卧在玻璃棺中。战友们依次从他身边走过，向他鞠躬，与他告别。

老胖子看见了女儿的出嫁，可以安心地走了。他没有白挨那救不了命的残忍一刀，也免受了许多痛苦。

丧事的最后一项是吃饭。我们又围坐在圆桌旁，叙友情，发感慨，频频举杯，其间不时开个玩笑。我一边笑着一边又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开玩笑，是否对于死者的不恭呢？

我又想，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这一定是老胖子最大的心愿，看见亲人和朋友们高兴，他心里一定也是高兴的。

老胖子走了，我少了一个思念的人，多了一个怀念的人。

我和胖子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22团的战友，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我们之间看人看事，观点十分接近，在他面前，我的心胸彻底敞开，一点秘密也没有，什么都毫不隐瞒，而他总是眯着眼，微张着嘴，脸上浮现出一种慈祥的微笑，听我把话讲完。我知道他喜欢我，虽然他的朋友很多，但是，我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朋友。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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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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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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